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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罗浪同志——我学习音乐的回忆
添加时间: 2013-7-3 22:05:16 来源: 作者:王西麟 点击数:2893
 

说起罗浪将军,今年50岁以下的人是不会知道的了。50岁以上的音乐人大概所知也不多。他是新中国军乐事业的奠基人,开拓者,是一位大元勋。

军乐就是吹奏乐,是由木管乐器、铜管乐器和打击乐器组成的大型演奏乐团。在音乐艺术中它是一个独特的品种,其地位并不低下。如果作为独立的艺术品种,斯特拉文斯基就为吹奏乐写过《管乐交响曲》;普罗科菲耶夫的老师、俄国泰斗级的大作曲家米雅可夫斯基也为吹奏乐写过献给苏联空军的《第十六交响曲》。小泽征尔在中国曾用交响乐队演奏过美国吹奏乐的代表作《双鹰旗下》。如果作为吹奏乐进行曲,也有著名作曲家苏萨是其代表。吹奏乐由于其音量宏大,节奏铿锵,常常用于野外或行进中演奏,因此在军队中就称为军乐队它在美、欧等国大概也早有两百年以上的历史而且都早已十分普遍。

吹奏乐进入中国,最早的军乐队据说出现在清末的袁世凯和后来的冯玉祥的军队中。在1949年前的中国,国民党军队已经有相当多的军乐队,演奏的乐曲大都是欧美各国的进行曲。这些人中的优秀人才,有的还在1949年被我军解放后为我军的军乐建设做过教练,我在1954年少年时代的铜管乐器的吹奏教师,就是曾在冯玉祥军中和张治中军中任过军乐教官的冯炳光先生和王保林先生。我于1957年奉调在上海的军乐学校教师预备学校学习时,就请过曾在维也纳留学六年后被聘任国民党最高的军乐少将的洪潘教授来教过我们指挥。大约1949年前的中国,也有不多的学校拥有这样的乐队,我仅听说清华大学曾经有过。

但是我军的军乐队建设,在1949年前基本是空白的。军乐事业是在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之后才真正建立,从50-60年代以来,那时每年的国庆大典中的天安门广场上站立演奏的大型军乐团,就是中国军乐艺术的代表。伴随着雄壮的阅兵和热烈游行,演奏的不可能再是外国作品,而全部是军乐团的作曲家们创作或根据当时的群众歌曲改编的吹奏乐曲了。那时他们是非常显眼的队伍,在群众性的文化音乐生活中发生着重大影响。它的演奏和创作,已成为我国音乐事业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特殊的艺术领域。各大城市也效法北京,拥有自己的军乐团,但规模不会如北京那样的大。罗浪将军是解放军军乐团第一任团长,他是新中国军乐事业的从组织、建立、训练、教学、创作到演奏的全部工作的领导人,他本人也是作曲家之一。新中国的军乐事业,从1949年建立并在1959年的十年大庆而从幼稚达到成熟,他是第一位功勋卓著的奠基人,是真正名副其实的元勋。

最近20年来,国庆大典已经停止,没有了阅兵和游行仪式。人们或能在大型运动会的演奏仍然常常看见他们,不过服装更加鲜艳威武了。但是迄今为止,在我们修撰的我国当代音乐史中却从来没有看到对作为音乐艺术领域中的一支独特的文化艺术现象和特殊品种的中国军乐事业即吹奏乐的建立、发展、演奏和创作的记述,更没有或极少有对于她的专门的学术研究和艺术评论了!对罗浪将军的卓越贡献也久久没人提及了。今年8月又到了一届建军节,我的文章就是为了对这一历史空白的有意补充。我更希望知情人能继续写出文章来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史料。

我并不认识罗浪将军。在1955-56年我曾远远的看见过他不多的几次,我当时是个小学员,没有可能和尊为团长的他谈话,他也可能直到现在也根本不知道我。但是我对他怀有深深地尊敬和感念之情,而且数十年来历时越久而越加不能忘怀。因为罗浪将军对我有另一番重要意义,这就是我难以释怀必须撰写此文的第二个意义。

1955年,全军决定扩大军乐事业的建设,在中央军委总参谋部设立了罗浪任处长的军乐处,决定建立附设在军乐团但又与之平级的旨在培训各大军区和各师军乐队长的中央军委军乐指挥专科学校,从各大军区到每个师都选调一名学员来北京学习。我就是从此才由隶属于西北兰州军区的十一师的驻地偏远的甘肃省临夏县,一人直接调到北京,并成为该校的一名学员而接受训练,并因此契机,才造成我的人生的和音乐的命运的极大转折。我的学习从19558月来到北京,到19579月我考入上海音乐学院离开的两年,从这时起我才得以进入专业音乐学习,这是我一生中重要的对西方古典音乐的学习阶段。正是这两年相当于但又不同于音乐院附中的学习,才得以奠定我一生事业的基础。因此我对军乐学校有着如同对母校般的感激和怀念,而这个学校就是罗浪将军创办并兼任校长的。

当时的军乐学校分为短期轮训的一年制和重点培训的四年制,另有介乎其间的二年制。我被分配在共有大约40人的四年制,每十人一个班。我们的学习内容,第一年是基本乐理、视唱练耳、音乐欣赏;而担任教师的,都是经过上海音乐学院或中央音乐学院两年学习的原军乐团的干部,如教音乐欣赏的傅晶先生,教视唱练耳的范志卿主任,教和声的李序先生和李延生先生(后两位没有教过我)。可见其充分的准备。作为指挥的培训,学校还规定每人必修一件乐器,而担任教员的就正好是军乐团的各该乐器的首席演奏员,他们都是不同程度的经过音乐学院的教授训练或是来华访问演出的外国乐队的乐器的专家教授过的。作为节奏训练还必修小军鼓。因此从长笛、单簧管到小号、长号、大号等所有每件吹奏乐器,都有完备的系统的来自苏联的教科书和教本,其中都有大小24个调的全部音阶和琶音,并有古典大师的名作中的技术华彩段落。还有另外专用于合奏训练的也是选自古典名作的《合奏教本》。由此我们也就知道:这些也都是从1950年起步的军乐团建立时采用过的教科书,由此也就可知罗浪将军在建立军乐团时的起步过程和他的文化指导思想是多么正确,并没有后来文革的极左思想的干扰。我在这里才听到许多如此优秀的高水准的苏联和俄罗斯的进行曲的吹奏乐作品而迄今仍然记忆如此清晰!它们是《出征》、《光荣近卫军》、《列宁格勒进行曲》、《亲爱的莫斯科》、《进军》、《第一骑兵军》等等。这些音乐的性格坚毅,节奏有力,和声饱满,配器严谨,充满光荣的自豪感和俄罗斯民族风格。他们的作者虽然还大都是被称为二流作曲家,但也由此可知苏俄音乐水准之高。我现在仍保存着一些总谱。

比我在课堂上的学习收获更大的是:我接触到我之前在甘肃的西北军中从来没有过的来自海南、东北、沪宁等大军区的和来自空军、海军的学员朋友们,他们比我见多识广,大大打开我的生活知识尤其是音乐知识面,使我给我的熏陶和收获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从对我的作曲职业的意义来回顾,了解了大量作品是意义最大的。这其中有一位来自海军军乐队的吹巴松的巨阔明同学,他见多识广,人高马大,外号巨马。他给我讲老柴《第六》,给我以极大启迪,多年后我仍然感念他。那时的军乐团有不错的资料室,可以出借唱片和总谱。我在这里才第一次听到大量古典音乐。每逢周六,学校组织大家整日去郊游,我大多都不去,独自充分地利用这些宝贵时间和夜晚,我用学校的大型留声机,在静静的五层楼上的空旷的教室里,我(有多次和程寿昌同学一起)听了大量的古典交响乐作品。经过近一年半左右,我听了柴氏交响曲的《一、四、五、六》,格林卡《卡马林斯克亚》,巴赫《布兰登包协奏曲1-6》,贝氏交响曲的《一、三、五、六、七、九》,德沃夏克《新世界》,舒贝尔特《未完成》,莫扎特交响乐《第四十、四十一》,格里格《佩尔金特》组曲一、二,门德尔松《芬加尔山洞》,海顿,威尔第等的作品,后来我才认识到这些都是毕生的古典音乐基础。我听柴氏的《曼夫里德》交响曲而落泪。那时学校的钢琴很少,平时都锁起来。我利用课外时间,向保管人请求给我钥匙,自学弹琴,并在半年中自学弹完了初级的三、四本教程和《小奏鸣曲》,浏览了《无词歌》和能找到的数种钢琴曲集等。那时军乐团的许多音乐会,指挥是我们当时崇拜的欧阳枫先生(他还有《胜利进行曲》等作品,听说他以后也被打成右派受尽迫害!),演奏的有《夜莺幻想曲》、《轻骑兵序曲》、《咆哮的老狗熊》、理查斯特劳斯《圆号协奏曲》等古典作品,也在当时的舞会上听到和熟悉了《黑龙江之波》、《玩具波尔卡》、《在水波上》、《双碟舞曲》等很有水平的轻音乐作品。当时还有来自东欧和苏联的不少的艺术团,我对波兰的马左夫舍民间歌舞团的波兰民歌,匈亚利人民军歌舞团的男声合唱,罗马尼亚的排箫演奏的《霍拉》舞曲,苏军红旗歌舞团的《太阳下山》等极为优秀的音乐舞蹈,《小白桦》,还有《天鹅湖》都留下深刻印象。出于对脍炙人口的《天鹅湖》的第二幕《场景》的由衷喜爱,就自己摸索着开始分析和声并弹奏总谱研读它的配器了。

这些东欧艺术,其中对我冲击最大的是东德警察吹奏乐团的访问北京,他们把理查斯特劳斯的著名作品《蒂尔的恶作剧》改写为吹奏乐队演奏的版本,我还远远不懂这部作品,只感到技术很高而复杂,但是印象如此深刻!他们的指挥考夫曼,他们的海蓝色的服装,金色的肩章和银色的链带,和整个音乐会给我深刻的印象迄今难忘。今天我们回顾,这些来自东欧的文化艺术,都是第一次进入中国,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是不可能听到看到的,而对当时年轻的我们的学习音乐的意义,回想起来是多么珍贵而重要啊!这一切,如果我不在军乐学校,都是不可能学到的。

当时的军乐团并不狭隘而另外还建有一支管弦乐队。我常常有意或无意的从各种乐器的练习中,渐渐熟悉了许多古典名作,如我听那位短号演奏员的练习熟悉了《天鹅湖》中的《拿波里舞曲》、《匈亚利舞曲》等不少段落,从单簧管的演奏练习中熟悉了格林卡《鲁斯兰和留德米拉》中的《北方的星》、《留德米拉的咏叹调》等音乐;我也常在一边听那位巴扬演奏员的勤奋练习着的巴扬音乐,其中有丰富的和声变化的《南方的岸》等乐曲,还有大管、双簧管的演奏,我都从中知道了不少音乐名作。这都是学校课程外的收获。也从这时开始,我也去乐谱店里淘谱买了《肖邦全集》、《新世界》和《柴五、六》的总谱。

当时学校还组织学员们去听各种音乐会。我听过全国音乐周的一些音乐会,其中有今日仍可堪称高水平的上海音乐学院代表团演出的刘施任作曲、倪瑞林作词的《祖国颂》大合唱,德国指挥家戈斯林指挥初建立的中央交响乐团演奏的《贝六-田园》。我还听过张宁和指挥的比才的《阿莱城姑娘组曲一、二》,尤其是听过黎国荃指挥作曲家葛光锐的管弦乐作品《塔里木河》,今日仍有很好的印象。
每逢周末也常有电影,而且有不少经过选出的音乐影片,如《贝多芬传》、《歌唱家达尔克列》、《作曲家爱凯尔》等。我还担任过班的文化委员,也曾组织大家从驻地五棵松半壁店去不远的万寿路总后礼堂看了话剧《日出》、《雷雨》,京剧《四进士》、《群英会》。我们看完后常常步行回来,大家纷纷议论感想,真是快意啊!

一年半的学习,在课外的学习或者说熏陶收获很大,但是在课程却除了视唱练耳和音乐欣赏之外,收效不多,总感到课程浅和内容少而不能尽意,能学到的东西太少,而且时间一长就越加苦闷。为此我受到领导的批评,说我是不管集体只管个人的自私的个人主义。但是那时的政治教育是批评从严、处理从宽,班主任一面批评我,一面又把我破格调到上海的军委军乐指挥专科学校教师预备学校。于是我和程寿昌同学两人,在19571月离开北京的四年制,乘火车到了上海。在这里的课程多而程度较高,能听邱望湘教授的《和声》,钱仁康教授的《曲式》,茅宇润教授的《视唱练耳》,能跟上海交响乐团副指挥陆洪恩先生学钢琴,也第一次能在美琪大剧院听陈传熙指挥上交的《贝五》等音乐会。这样又紧张而愉快的学习了半年。有一次,邵遗逊教员对我说:你应该去投考音乐院!我也想:总是学了这些音乐,也该试试看音乐院的门坎有多高?为了投考上海音乐学院,我奋力下功夫,创作了一首《青年战士》的吹奏乐作品,把刚学来的变和弦、重属和弦等复杂的招数都尽可能地用上,又努力的背诵历史、地理等文化课。正在此时,军乐学校被下令撤销停办,要求每人各回原单位。而我已考取了上音,可以离开军队不用回去了!

如今五十年过去了!我深深感激在北京-上海这两年军乐学校的学习。我知道这全是在罗浪主办下的事业,我是他的事业的最深厚的受惠者之一。我也深深感谢把我从北京破格调到上海的班主任范志卿老师,他的此举是我的人生和音乐道路的又一次重大转折的机遇,我也感念最初引导我欣赏音乐的付晶老师,他们是我永远尊重的启蒙先生。

当时吹奏乐的作品,还只能主要是把已经广有影响的军旅歌曲或民歌加以改编或配器。但就是这个领域,今天回顾,也是很有成绩的。阅兵式演奏的乐曲是最主要的改编配器,如《解放军进行曲》、《炮兵进行曲》、《海军进行曲》、《装甲兵进行曲》等,由此也培养出一代创作人员。这其中有罗浪改编的专门用于葬礼追悼式的《哀乐》,那是把一首原始形态单纯简朴而欢快的陕北民歌小调《珍珠倒卷帘》加以创造性的改变和发展,把原来的速度放慢八倍,又加上厚重的和声和配器,由于根本观念的巨大改变而成为具有交响性的葬礼乐曲,我认为这是罗浪最有代表性的艺术成果,不能不说有很大的原创性。何况不久后的1959年前后,就有第二任团长王建中先生的颇有个性和原创性的吹奏乐作品《欢罗舞曲》,可谓之吹奏乐作品的又一阶段的成就。这些都几乎从来没有被从学术上讨论和评价过。也许仍然是由于工作任务的不同,军乐团没有为自己提出艺术音乐的文化指向。但是却由军乐团培养和走出了后日的写了四部交响乐的作曲家李序。

我曾久久地追思:罗浪是怎样的生活道路?我对此一无所知。我仅听说他是由印尼或新家坡在30年代回国投身延安革命的热血青年。但是他曾受过怎样的音乐教育或文化教养?又达到何等水平?怎样的文化观念和专业修养能使他在建国之初的纷乱而懵懂的环境下,能如此高瞻远瞩、大刀阔斧的引进和坚持不懈的彻底执行了全套苏联或西欧式的吹奏乐教育和训练机制,而又能在五年或七年或十年之久不受任何极左的干扰,或者能排除此类干扰而坚持了他的全盘西化的文化路线,而在当时的落后蒙昧时期的条件下能迅速取得如此大的成功?我常想:建立军乐团时面对着要训练的数百人员,都是从军队里挑选和招收来的,不少是农村兵,其中还有国民党的或我军的连队司号员,固然有学生出身的学员,但文化水准大都很低。要把他们从认识五线谱和最基础的视唱练耳和基本乐理的第一课起步,在一二年的短期里训练而达到能够演奏乐曲的程度,这中间的距离是很大的啊!须知:更大的阻力是那些年代的很厉害的又日益严重的极左思潮,连比他的地位高得多、影响大得多的音乐家贺渌汀也硬是被极左迫害的几度死去活来啊!而罗浪领导的军乐团却在当时的相对封闭的军队吹奏乐的领域能避免了这类干扰而取得如此成功,这样的历史应给我们怎样的教益?又应引发我们怎样的深思?

就说五线谱的学习和训练,在全国的汪洋大海的简谱的世界里,学习和普及五线谱就有极大的阻力。贺渌订从1950年以来就多次要求废除简谱并普及五线谱,却被多次打成资产阶级学院派全盘西化的代表而反复被批判。直到文革后的1994年我也曾呼吁废除简谱,却不但不得拥护,而且连不少音乐家也认为不切实际而不支持。直到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大学生都比军乐团初建时期的文化高出多多,而五线谱的普及在我国高等学校领域仍然遥遥无期。

我国普遍是是外行领导内行。但在我的记忆里,那时军乐团系统的各级干部大多是内行,而且是高内行领导低内行。当然,那时的水准是相当低的,但是在那个年代的军乐团的无论是业务工作或思想政治工作,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还不象社会上那样严重的荒唐,反而是大力提倡苦练音乐技术,使得艺术气氛很浓。这大概是由于军乐团和音乐学院都有独立的艺术管理体制,有自己的从文化艺术规律出发而建立的艺术领导体制,这就是以后被批判的专家治校的路线。以后如何,我不得而知,我想不久就掀起的六十年代的极左思潮里,继而又尤其在文革时代,一定也经过了极大的浩劫、动荡和破坏。而这就更可以由之相比,对艺术规律的尊重和逆反,不是更应发人反思吗?而这样的深刻的历史反思,我们今日做得如何呢?这里有没有对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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